一家公益基金会的生存之道与拥军实践:必博体育

  必博体育APP官方网站金秋时节,上海世博园迎来了一队特殊的客人——来自全国25个省、区、市的100余名烈士家属。游世博,看上海,百余位烈士家属面对国家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发出“替父辈还愿”的感慨之余,纷纷感谢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

  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成立于15年前。15年间,基金会依靠社会的力量和稳妥的市场运作,资金由成立时的4000万元增加到如今的14亿元。更可贵的是,基金会成立以来办理了数千件拥军优属实事,受益人数已达10万余人次,累计支出2.27亿元。

  国家民政部如此评价:“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贯彻‘国家和社会’相结合方针的一个创举,在全国起到了很好的引导和示范作用。”

  一家省市级公益基金组织,为什么能发展壮大至此?它又为什么对国防、对军人如此一往情深?它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上海的优抚对象有50多万人,其中重点对象3万余人,他们中有革命烈士遗属、残疾军人、老复员军人。这些为共和国贡献了青春、鲜血甚至亲人生命的家庭,由于各种原因,生活比较困难。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王力平曾这样说:“不能让优抚对象在战争时期流血,在和平时期流泪。政府保障是‘大灶’,但还会遇到这样那样不可预测的困难,要凝聚社会力量对有特殊困难的优抚对象开些‘小灶’,要研究在体制外做些补充。”

  这是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的事。沿着上海市领导的思路,市双拥办和有关业务部门很快提出了一个想法:在政府这个平台之外再搭建一个社会平台,建议成立上海市拥军优属保障基金。

  报告提交到市委、市政府后,一个月就收到批复:同意。按照批示,市双拥办、市民政局开始了以政府资助、社会捐款为主要渠道的第一轮资金募集工作,得到当时20个区(县)、300多个乡镇街道和上万家乡镇企业的积极响应。

  “我们开始没想到能搞这么多,预期有三四百万元就不错。结果拥军优属这个概念一讲清楚,马上得到社会的拥护,一些经济效益好的乡镇企业更是踊跃捐款,不到一个月就募得资金800万元,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拥军优属保障基金,也就是现在这个基金会的前身。”基金会秘书长许俊文当时担任市民政局优抚处处长,参与了保障基金设立的全过程,对当时“白手起家”的情景记忆犹新。

  基金的成立引起了国家民政部的关注。1994年,国家民政部专门召集部分省市有关人员在上海开座谈会,推广上海的经验。“不再单一地依靠政府财政,而由社会来承担部分拥军优属工作的责任,一方面引导市民合理有效地发挥自己的拥军优属热忱,一方面减轻政府的负担。”民政部认为,这是上海的首创,对于全国的拥军优属工作都具有示范意义。

  成立基金会,首先需要人民银行批。800万元资金太少,怎么办?市委领导委托时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刘云耕同志出面,邀请上海的中央企业、市属企业和大型国有企业领导座谈,动员大家支持国防事业,结果这次又募集了2000多万元。许俊文还记得,当时捐款最多的是上海市证券交易所,一次捐了500万元。后来许俊文和另外一名同志前去上海证券交易所办理相关手续时得知,交易所的总裁是退伍兵出身。这让同样当过兵的许俊文深受感动。

  1995年年初,上海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举行扩大会议,建议将“保障基金”改为“基金会”。时任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亲自批示,赞成成立基金会,将本市的烈、军属,伤残军人,复退军人,上海籍的义务兵以及驻沪部队的官兵作为服务对象,通过国家和社会相结合,为他们提供特殊的保障。

  回想基金会成立的这段时期,许俊文说:“没有市领导的关心、重视是搞不起来的。这绝不是句官话、套话。因为它涉及到军队,以前没有人搞过,政策性很强,可能会让人产生很多歧义。”

  基金会能顺利成立的另一大关键是捐赠者。许俊文认为,上海人民具有很强的国防观念,他们始终没有忘记那群献身于保家卫国事业的人,作为社会拥军优属平台的基金会一起步就得到社会各界大力支持,正是他们的举动为基金会的起步打下坚实基础。

  一开始的800万元,加上市里从大型企业募集的2000多万元,再加上后来又从各区县募集的1000多万元,注册资金总共4000万元。1995年4月14日,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孟建柱同志担任会长,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正式挂牌成立。

  “我们不仅要用好每一分钱,还要让这4000万元保值、增值,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许俊文说。

  基金会成立以后,一开始就在运作模式上确定了自己的底线,本金不动,保值增值,养鸡下蛋。“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基金会的基金可以买资本市场的股权、股票、国债,可以存银行,当然也有限制,按照一定比例。我们基金会是进入资本市场最早的社会团体,我们买了股权,当时叫战略投资,中信、海通等原始股,就是没上市之前就认购它的股权。”

  参股中信证券和海通证券,是基金会成功的两次资本运作。1999年,中信证券实施增资改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作为发起人之一,以每股1.6元价格购得1000万股。3年后中信证券登陆股市,基金会通过抛售部分股票,不仅悉数收回投资成本,还获利3.2亿元。

  投资中信,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是我国第一个社会团体进入资本市场的,当时证监会批准的许俊文一直保留在保险柜里,这也可以说是基金会第一步踏上成功之路的见证。

  后来海通证券发行,他们又投资2000万元购进了原始股。海通证券最高抛到50多块钱一股,基金会2000万股,又赚了4个亿。

  在严格保障本金安全前提下,投资手段的充分运用令基金会资金如“滚雪球”般不断壮大。如果将自有资金的保值增值比喻成“养鸡下蛋”,那么基金会创造性推出的还本捐赠,可谓“借鸡下蛋”。

  2004年8月,基金会在上海48家企业中首次开展“还本捐赠”募捐活动,成功募集资金6000多万元,随后将这些钱全部投入到资本市场。协议到期,分期分批还清48家企业的全部捐赠本金后,基金会还余下几千万元的增值资金。

  在过去,企业的公益性捐赠可抵一定的税收,这鼓励了企业捐赠的积极性,但也导致国家税收在一定程度上的减少,等于由政府买了部分的“单”。基金会通过“还本捐赠”,不但为政府“减压”,也使得企业既能参与公益事业,也不影响企业的实际效益。尽可能地减少了向社会索取的成本,该模式无疑将吸引更多的捐赠者。同时,也促使基金会本身更加谨慎地投入市场,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这一“还本捐赠”的模式受到了许多专业人士的嘉许。

  从4000万元到14亿元,15年增值35倍。当一些基金会还在为生存而苦苦挣扎时,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已经悄然发展壮大起来。

  “基金募集运作的基础来自社会,但发展则要依靠市场。”许俊文认为。这是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的创新理念和运作原则,也是成功经验:公益也需要经营,公益组织的发展“活力”在市场。在我国尚未形成人人自觉参与公益事业的前提下,如果靠全动和摊派的“公益”,最终会影响到公众对公益事业的认可,影响到社会组织在公众中的形象。单单依靠社会,增加了公益的社会成本,长久来看,不利于公益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资本市场虽有风险,关键看如何运作,这就像战场上打仗一样。”许俊文说,为了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基金会在为数不多的几名工作人员中,就有两人专门负责资金运作,基金会参股的两家证券公司也协助进行监控。

  基金会成立15年来,不但办理了数千件拥军优属实事,更创造了许多“第一”:第一个为驻军部队投资学历教育,创办了全国第一个军人电视中专学校;第一个为驻沪部队开办军官、士官高等教育;第一个将“三属”(革命烈士家属、因公牺牲军人家属、病故军人家属)子女资助从义务教育阶段拓展到高等教育阶段。

  为驻沪部队和广大官兵排难解忧是基金会的“常态服务”:某部营房改造经费不足,基金会立即拨出专款使其顺利实施;某部营区远离公交站点,基金会出资为他们专门建了一个公交车站;某部官兵出行不便,基金会送去资助金为其建造了一条“方便路”……基金会还尽力改善驻沪各部队的基础教育设施,满足广大官兵的需求。除了给一些基层部队送去一批批电脑,基金会还先后为169个基层单位安上了远程教育卫星接收终端,帮助30个单位的远程教育卫星接收终端进行了改造。

  在上海生活的老军人、驻沪部队有困难的现役军人、在部队表现突出的上海籍官兵,无一例外都在基金会的关注范围之内,他们都是基金会主动给予奖励或资助的对象。每逢重大节日、纪念日,基金会都要对重点优抚对象实行特殊保障,从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到70周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到60周年,上海解放纪念日等,基金会都拨款慰问重点优抚对象。在纪念上海解放60周年和迎接新中国诞生60周年的日子里,基金会出资400万元,慰问新中国成立前牺牲烈士的遗属、新中国成立前参军的残疾军人、在乡老复员军人,以及驻沪部队离休干部和移交地方管理的军队离休干部等优抚对象。2006年,基金会出台了“凡是为上海人民英勇捐躯的官兵,不管他们籍贯何地,都将发放抚慰金”的新规定。老家在安徽农村的上海消防总队士官陈华文,在扑救“新南京号”集装箱船的火灾中光荣牺牲,基金会给其家人发放了抚慰金。

  基金会对于优抚对象的资助,不仅是“雪中送炭”,也是“锦上添花”。政府的相关政策,保证了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而作为社会组织的拥军优属基金会,则是以资助的方式,向那些曾为社会建设作出贡献的人传达敬意。

  84岁的傅德明曾参加过上海解放战役,大脑中至今留有一块弹片。在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上海解放60周年时,基金会给傅德明送去了600元的慰问金,并请他重游当年战斗过的月浦故地。老人家说:“钱多钱少不是问题,关键是大家还记得我们。”

  烈士、因公牺牲军人和病故军人“三属”子女,是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的重要优抚对象。大学本科三年级学生倪雪华,在9岁时父亲因患肝癌离世。可倪雪华却因为父亲的军人身份,受到了社会各方的关爱和照顾。2005年倪雪华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录取,这一年,上海拥军优属基金会开始向“三属”子女提供助学金,每人每年可领到8000元助学金,倪雪华成了受益者。

  许俊文说,“三属”子女的父辈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政府补助之外,社会应该为他们考虑得长远一些。如果能提供学习深造的机会,就是为他们描绘了美好的未来。

  对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15年来的奉献,上海各区县民政干部亦深有感触。长宁区驻军有一位军官转业前遭遇车祸致残,妻子患有癌症。家庭生活本已拮据,女儿又在这时候考上了大学。区民政部门了解后,向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报告了此事,基金会当即决定送去一笔助学资金。嘉定区民政干部刘韬说:“政府会碰到一些政策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时,我们就会想到基金会,基金会都能及时资助。”

  15年来,基金会走出了一条“国家、社会、军队”的多赢之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在祝贺基金会成立15周年的贺信中说:15年来,基金会积极开展社会化拥军优属活动,不断探索公益基金运作管理新机制,为推进上海双拥工作发展、增强全民国防意识作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基金会不断加大拥军优属力度,为进一步发扬双拥工作优良传统、巩固和发展新时期军政军民关系谱写新篇章。

  金秋时节,上海世博园迎来了一队特殊的客人——来自全国25个省、区、市的100余名烈士家属。游世博,看上海,百余位烈士家属面对国家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发出“替父辈还愿”的感慨之余,纷纷感谢这次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

  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成立于15年前。15年间,基金会依靠社会的力量和稳妥的市场运作,资金由成立时的4000万元增加到如今的14亿元。更可贵的是,基金会成立以来办理了数千件拥军优属实事,受益人数已达10万余人次,累计支出2.27亿元。

  国家民政部如此评价:“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贯彻‘国家和社会’相结合方针的一个创举,在全国起到了很好的引导和示范作用。”

  一家省市级公益基金组织,为什么能发展壮大至此?它又为什么对国防、对军人如此一往情深?它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

  上海的优抚对象有50多万人,其中重点对象3万余人,他们中有革命烈士遗属、残疾军人、老复员军人。这些为共和国贡献了青春、鲜血甚至亲人生命的家庭,由于各种原因,生活比较困难。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王力平曾这样说:“不能让优抚对象在战争时期流血,在和平时期流泪。政府保障是‘大灶’,但还会遇到这样那样不可预测的困难,要凝聚社会力量对有特殊困难的优抚对象开些‘小灶’,要研究在体制外做些补充。”

  这是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的事。沿着上海市领导的思路,市双拥办和有关业务部门很快提出了一个想法:在政府这个平台之外再搭建一个社会平台,建议成立上海市拥军优属保障基金。

  报告提交到市委、市政府后,一个月就收到批复:同意。按照批示,市双拥办、市民政局开始了以政府资助、社会捐款为主要渠道的第一轮资金募集工作,得到当时20个区(县)、300多个乡镇街道和上万家乡镇企业的积极响应。

  “我们开始没想到能搞这么多,预期有三四百万元就不错。结果拥军优属这个概念一讲清楚,马上得到社会的拥护,一些经济效益好的乡镇企业更是踊跃捐款,不到一个月就募得资金800万元,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拥军优属保障基金,也就是现在这个基金会的前身。”基金会秘书长许俊文当时担任市民政局优抚处处长,参与了保障基金设立的全过程,对当时“白手起家”的情景记忆犹新。

  基金的成立引起了国家民政部的关注。1994年,国家民政部专门召集部分省市有关人员在上海开座谈会,推广上海的经验。“不再单一地依靠政府财政,而由社会来承担部分拥军优属工作的责任,一方面引导市民合理有效地发挥自己的拥军优属热忱,一方面减轻政府的负担。”民政部认为,这是上海的首创,对于全国的拥军优属工作都具有示范意义。

  成立基金会,首先需要人民银行批。800万元资金太少,怎么办?市委领导委托时任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刘云耕同志出面,邀请上海的中央企业、市属企业和大型国有企业领导座谈,动员大家支持国防事业,结果这次又募集了2000多万元。许俊文还记得,当时捐款最多的是上海市证券交易所,一次捐了500万元。后来许俊文和另外一名同志前去上海证券交易所办理相关手续时得知,交易所的总裁是退伍兵出身。这让同样当过兵的许俊文深受感动。

  1995年年初,上海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举行扩大会议,建议将“保障基金”改为“基金会”。时任上海市委主要领导亲自批示,赞成成立基金会,将本市的烈、军属,伤残军人,复退军人,上海籍的义务兵以及驻沪部队的官兵作为服务对象,通过国家和社会相结合,为他们提供特殊的保障。

  回想基金会成立的这段时期,许俊文说:“没有市领导的关心、重视是搞不起来的。这绝不是句官话、套话。因为它涉及到军队,以前没有人搞过,政策性很强,可能会让人产生很多歧义。”

  基金会能顺利成立的另一大关键是捐赠者。许俊文认为,上海人民具有很强的国防观念,他们始终没有忘记那群献身于保家卫国事业的人,作为社会拥军优属平台的基金会一起步就得到社会各界大力支持,正是他们的举动为基金会的起步打下坚实基础。

  一开始的800万元,加上市里从大型企业募集的2000多万元,再加上后来又从各区县募集的1000多万元,注册资金总共4000万元。1995年4月14日,时任上海市副市长孟建柱同志担任会长,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正式挂牌成立。

  “我们不仅要用好每一分钱,还要让这4000万元保值、增值,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许俊文说。

  基金会成立以后,一开始就在运作模式上确定了自己的底线,本金不动,保值增值,养鸡下蛋。“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基金会的基金可以买资本市场的股权、股票、国债,可以存银行,当然也有限制,按照一定比例。我们基金会是进入资本市场最早的社会团体,我们买了股权,当时叫战略投资,中信、海通等原始股,就是没上市之前就认购它的股权。”

  参股中信证券和海通证券,是基金会成功的两次资本运作。1999年,中信证券实施增资改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作为发起人之一,以每股1.6元价格购得1000万股。3年后中信证券登陆股市,基金会通过抛售部分股票,不仅悉数收回投资成本,还获利3.2亿元。

  投资中信,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是我国第一个社会团体进入资本市场的,当时证监会批准的许俊文一直保留在保险柜里,这也可以说是基金会第一步踏上成功之路的见证。

  后来海通证券发行,他们又投资2000万元购进了原始股。海通证券最高抛到50多块钱一股,基金会2000万股,又赚了4个亿。

  在严格保障本金安全前提下,投资手段的充分运用令基金会资金如“滚雪球”般不断壮大。如果将自有资金的保值增值比喻成“养鸡下蛋”,那么基金会创造性推出的还本捐赠,可谓“借鸡下蛋”。

  2004年8月,基金会在上海48家企业中首次开展“还本捐赠”募捐活动,成功募集资金6000多万元,随后将这些钱全部投入到资本市场。协议到期,分期分批还清48家企业的全部捐赠本金后,基金会还余下几千万元的增值资金。

  在过去,企业的公益性捐赠可抵一定的税收,这鼓励了企业捐赠的积极性,但也导致国家税收在一定程度上的减少,等于由政府买了部分的“单”。基金会通过“还本捐赠”,不但为政府“减压”,也使得企业既能参与公益事业,也不影响企业的实际效益。尽可能地减少了向社会索取的成本,该模式无疑将吸引更多的捐赠者。同时,也促使基金会本身更加谨慎地投入市场,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这一“还本捐赠”的模式受到了许多专业人士的嘉许。

  从4000万元到14亿元,15年增值35倍。当一些基金会还在为生存而苦苦挣扎时,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已经悄然发展壮大起来。

  “基金募集运作的基础来自社会,但发展则要依靠市场。”许俊文认为。这是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的创新理念和运作原则,也是成功经验:公益也需要经营,公益组织的发展“活力”在市场。在我国尚未形成人人自觉参与公益事业的前提下,如果靠全动和摊派的“公益”,最终会影响到公众对公益事业的认可,影响到社会组织在公众中的形象。单单依靠社会,增加了公益的社会成本,长久来看,不利于公益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资本市场虽有风险,关键看如何运作,这就像战场上打仗一样。”许俊文说,为了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基金会在为数不多的几名工作人员中,就有两人专门负责资金运作,基金会参股的两家证券公司也协助进行监控。

  基金会成立15年来,不但办理了数千件拥军优属实事,更创造了许多“第一”:第一个为驻军部队投资学历教育,创办了全国第一个军人电视中专学校;第一个为驻沪部队开办军官、士官高等教育;第一个将“三属”(革命烈士家属、因公牺牲军人家属、病故军人家属)子女资助从义务教育阶段拓展到高等教育阶段。

  为驻沪部队和广大官兵排难解忧是基金会的“常态服务”:某部营房改造经费不足,基金会立即拨出专款使其顺利实施;某部营区远离公交站点,基金会出资为他们专门建了一个公交车站;某部官兵出行不便,基金会送去资助金为其建造了一条“方便路”……基金会还尽力改善驻沪各部队的基础教育设施,满足广大官兵的需求。除了给一些基层部队送去一批批电脑,基金会还先后为169个基层单位安上了远程教育卫星接收终端,帮助30个单位的远程教育卫星接收终端进行了改造。

  在上海生活的老军人、驻沪部队有困难的现役军人、在部队表现突出的上海籍官兵,无一例外都在基金会的关注范围之内,他们都是基金会主动给予奖励或资助的对象。每逢重大节日、纪念日,基金会都要对重点优抚对象实行特殊保障,从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到70周年,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到60周年,上海解放纪念日等,基金会都拨款慰问重点优抚对象。在纪念上海解放60周年和迎接新中国诞生60周年的日子里,基金会出资400万元,慰问新中国成立前牺牲烈士的遗属、新中国成立前参军的残疾军人、在乡老复员军人,以及驻沪部队离休干部和移交地方管理的军队离休干部等优抚对象。2006年,基金会出台了“凡是为上海人民英勇捐躯的官兵,不管他们籍贯何地,都将发放抚慰金”的新规定。老家在安徽农村的上海消防总队士官陈华文,在扑救“新南京号”集装箱船的火灾中光荣牺牲,基金会给其家人发放了抚慰金。

  基金会对于优抚对象的资助,不仅是“雪中送炭”,也是“锦上添花”。政府的相关政策,保证了优抚对象的基本生活。而作为社会组织的拥军优属基金会,则是以资助的方式,向那些曾为社会建设作出贡献的人传达敬意。

  84岁的傅德明曾参加过上海解放战役,大脑中至今留有一块弹片。在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上海解放60周年时,基金会给傅德明送去了600元的慰问金,并请他重游当年战斗过的月浦故地。老人家说:“钱多钱少不是问题,关键是大家还记得我们。”

  烈士、因公牺牲军人和病故军人“三属”子女,是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的重要优抚对象。大学本科三年级学生倪雪华,在9岁时父亲因患肝癌离世。可倪雪华却因为父亲的军人身份,受到了社会各方的关爱和照顾。2005年倪雪华被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录取,这一年,上海拥军优属基金会开始向“三属”子女提供助学金,每人每年可领到8000元助学金,倪雪华成了受益者。

  许俊文说,“三属”子女的父辈为国家和社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政府补助之外,社会应该为他们考虑得长远一些。如果能提供学习深造的机会,就是为他们描绘了美好的未来。

  对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15年来的奉献,上海各区县民政干部亦深有感触。长宁区驻军有一位军官转业前遭遇车祸致残,妻子患有癌症。家庭生活本已拮据,女儿又在这时候考上了大学。区民政部门了解后,向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报告了此事,基金会当即决定送去一笔助学资金。嘉定区民政干部刘韬说:“政府会碰到一些政策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时,我们就会想到基金会,基金会都能及时资助。”

  15年来,基金会走出了一条“国家、社会、军队”的多赢之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在祝贺基金会成立15周年的贺信中说:15年来,基金会积极开展社会化拥军优属活动,不断探索公益基金运作管理新机制,为推进上海双拥工作发展、增强全民国防意识作出了积极贡献。希望基金会不断加大拥军优属力度,为进一步发扬双拥工作优良传统、巩固和发展新时期军政军民关系谱写新篇章。

  上海市华山路831号是一栋历经百年的老洋房。身处闹市,这个占地2500多平米的小院绿树成荫,丹桂飘香,环境清幽。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的办公地点就在这里。

  “这栋老洋房是基金会卖了100万股权买下来的。它是国家保护建筑,李鸿章的后人用过。最近几年楼市上涨,我们当时花了7800万,现在出手的话能给基金会赚两三个亿吧。”坐在古色古香的二楼观景阳台上,许俊文秘书长对记者说。

  许:当时为什么不叫“双拥”?如果我们讲双拥的话,军队也要拿钱,拥政爱民嘛,这就增加军队负担了。基于这样一个考虑,不提双拥基金,就叫“拥军优属”。地方政府搭台,让享受对象享受社会这一块蛋糕,这是我们的初衷。

  许:我觉得首先是一个认知上的问题,很多地方搞不起来,主要是依赖政府投入,没想到开小灶的作用。第二,我觉得还有一个惰性问题。这毕竟是体制之外的事,操作过程中困难重重,很辛苦,要有韧劲。1994年上海开会搞得轰轰烈烈,回去以后都悄然无声了。为什么很多省市都没搞起来?因为向企业要钱需要克服面子问题,一般人不愿意多干这种事。实际上拥军优属是光荣的事业,是巩固长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你认识到位了,向下面要钱也不是没有可能。因为这是一个方向性的事业,对固我长城是一个非常难得可贵的补充。

  许:因为作为社会转型期,我们的国家财政需要用来解决许多问题,对于涉及到军人、军属包括复转军人等许多社会问题有时是有心无力的。作为一个社会团体来讲,我不用政府的钱,但需要政府给我一个政策,这样我们就能帮助政府把许多问题解决好。

  许:基金会的基础来源于社会,第一桶金、第二桶金需要社会的资助,这是不能否认的,这是原动力。但是基金会要有生命力,这个生命力就是来自市场。如果你自己没有再生能力,你用完了就去要,你不就是个“乞丐”吗?如果每年都去募集,就成了一个榨汁机,就把资源榨光了。我们不是榨汁机,我们是生蛋机。母本种子是社会给提供的,但发展要立足于自身,不能把你的发展完全依靠社会。依附在别人身上,是没有前途的。

  许:因为是公益事业,所以更需要政策的支持。政府应该加强对社会团体的指导,提供信息服务,要给予一定的扶持,给予宽松的管理方式。

  许:我们今后的目标是把基金会打造成百亿基金会。百亿是个什么概念?就是每年只要达到5%的回报率,就可以净挣5个亿。每年拿出5个亿在上海来拥军,不但充足,而且用不了。我们还打算在市场投资上做更大的文章,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项目。

  许:我们准备选一批在部队表现优秀、退役后有意出国学习、特别优秀的大学生义务兵,到外国高等学府去深造,签订学成回国协议,期间所有费用由基金会出。我们这也是从战略上考虑的,按照1年10个,10年100个,出几个佼佼者,都是当过兵的,为我们国家、我们政府培养高素质的人才,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基金会的光荣。

  许:这个创意的目的是鼓励大学生当兵。我们基金会是公益基金,不是慈善基金。慈善是给困难户、穷人、。军人是特殊群体,他应该享受国家更好的保障。为什么要送当过兵的大学生出国呢?这叫“锦上添花”。就因为他当过兵,是高素质的人才,这样肯定有一个不一般的社会效应。我们国家适龄青年中,大多数人没有当过兵。我相信这样一个措施会吸引更多的优秀大学生来当兵。我们通过社会的力量让优秀的人更优秀,让更多当过兵的优秀人才服务我们的国家,服务我们的政府,那样我们的国防自然会更加强大。

  许:有的地方来考察了,觉得上海有钱他们没钱,不对,这是观念错误,不是上海人有钱,关键是你没有把社会资源凝聚起来。上海可能富一点,好比一个人募集10块钱,那你不能募集一块钱吗?上海1000多万人口,有的省份几千万人口,每个人募集一块钱也不得了。问题在于有没有这么重视、有没有这种认知、有没有这份坚持。我们在募集资金的时候,有一句口号叫“和平不忘国防,发展不忘拥军”,大家都非常认同。我们特别希望这样的基金会能够全国开花,如果各地都有了,那对我们的国防和军队会有多么大的帮助,对优抚对象也有帮助,很多难题都能解决。我们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作为开风气之先者,也就实现了它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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